美国糖尿病协会（ADA）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近期发布了《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对亚裔人群的超重和肥胖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这一变化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就此接受了采访。

亚洲人群为何对体重增加更为敏感

体质指数（BMI）是衡量肥胖的常用指标，全球各地会根据自身人群的特点和疾病风险调整BMI标准。中国目前的标准是：健康成年人为18.5kg/m²≤BMI＜24kg/m²；BMI低于18.5kg/m²为体重过低；24.0kg/m²≤BMI＜28.0kg/m²为超重；BMI达到或超过28.0kg/m²则为肥胖。

新的ADA指南建议，亚裔人群的BMI≥23kg/m²即被视为体脂超标。具体而言，23kg/m²＜BMI＜27.5kg/m²且无腹部肥胖者属于超重；BMI≥27.5kg/m²，或23kg/m²＜BMI＜27.5kg/m²同时腰高比≥0.5，或23kg/m²＜BMI＜27.5kg/m²同时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则被诊断为肥胖。

张鹏指出，新指南的超重判定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接近，而肥胖判定标准则比中国现行标准更为严格，目的是提前干预。WHO此前曾建议亚裔人群BMI≥23kg/m²为超重，BMI≥25kg/m²为肥胖。而非亚裔人群的标准为：18.5kg/m²≤BMI＜25kg/m²为正常，25kg/m²≤BMI＜30kg/m²为超重，BMI≥30kg/m²为肥胖。

关于为何亚裔人群的体重标准更严格，张鹏解释说，除了东亚人骨骼和体型相对较小外，研究表明，在相同的BMI水平下，亚裔人群的体脂率更高，患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显著高于西方人群。即使移居海外，这种高风险特征也可能遗传给后代。

张鹏还提到，中国现行的BMI标准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人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该标准在学术界受到讨论。若继续沿用相对宽松的标准，部分BMI在24-27.9kg/m²的人群的真实健康风险可能被低估，从而错失早期干预的时机。因此，有专家呼吁采用更严格的标准来实现更早的预警和干预。

张鹏提醒，在理解BMI标准时，不应将其视为绝对化的诊断界限。例如，新指南将BMI≥27.5kg/m²定为肥胖界点，但BMI为27.4kg/m²的人群同样需要关注。BMI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变量，诊断界点是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得出的“拐点”，表明在这些数值附近，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可能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但这仅是统计学上的参考。人体的健康风险随体重增加而逐渐变化，并非在某个界点突然发生改变。因此，持续监测体重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预防肥胖及其并发症。

BMI正常不代表绝对健康

仅仅体重秤上的数字和BMI值在正常范围内，并不意味着体重就是健康的。

张鹏表示，BMI存在一个固有缺陷，即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这导致了一类被称为“瘦胖子”的人群容易被忽视——他们的BMI正常甚至偏低，但体脂率却超标。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例如缺乏锻炼导致肌肉流失的老年人，体型纤细但腹部突出 Thus, the text mentions that people with thin limbs but round bellies, or young women who appear slender but have significantly low muscle mass, may have normal weight but still face metabolic risks.

为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新指南将腰高比等指标纳入诊断体系。对于亚裔人群，即使BMI在23kg/m²至27.5kg/m²之间，如果腰高比≥0.5，或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也应被诊断为肥胖。张鹏指出，与单纯的BMI相比，腰围和腰高比能更准确地反映腹部脂肪堆积，即“向心性肥胖”。这种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的脂肪对代谢健康危害极大。

据介绍，男性体脂率超过25%或女性超过30%即提示体脂超标。然而，市面上体脂秤的数值易受饮食、饮水、出汗等因素影响，因此不应过分关注具体数值，而应将其视为监测身体变化趋势的工具。

张鹏认为，新指南的一大亮点在于其对临床评估和肥胖分级的细化，而不仅仅是筛查标准。新指南将肥胖分为0至4级，每个级别都清晰描述了健康风险，并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甚至包括心理评分和身体功能等量化标准。

• 0级：存在体脂超标，但无任何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
• 1级：出现亚临床风险，如临界高血糖，但尚未发展成疾病。
• 2级：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症状为中度。
• 3级：导致严重疾病，症状为重度。
• 4级：导致终末期疾病，症状极其严重。

这套分级系统建立在一份全面的临床评估清单之上。医生不仅需要了解患者的体重史、家族史、心理状况，还要评估其饮食习惯、运动模式、睡眠质量、社会生活环境等，并全面筛查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骨关节疾病、抑郁焦虑等肥胖合并症。

张鹏表示，肥胖治疗不应像肿瘤治疗那样直接下达指令，因为患者短期内可能看不到肥胖带来的危险，难以严格执行。他强调需要医患双方沟通协商，达成一个双方认可的折中方案。肥胖管理追求的是患者能够切实可行并坚持下去的道路，而非理论上的最优解。

体重管理是终身必修课

张鹏指出，新指南将肥胖定义为一种异质性慢性疾病，为肥胖需要系统、持续的医学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异质性，是指肥胖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多样，涉及遗传、代谢、心理、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

普通人该如何进行体重管理？张鹏介绍，医学界提倡“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理念，即像管理血压、血糖一样，将体重管理视为贯穿一生的重要环节。

• 对于消瘦人群（BMI＜18.5），体重管理的目标是增肌而非增重，关键在于提高优质蛋白摄入，并结合合理锻炼来增强肌肉。
• 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目标是优化身体成分，在保持体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肌肉多一点，脂肪少一点”的身体状态，这比单纯维持一个体重数字更有意义。
• 超重人群需要加强生活方式干预。运动量应在国家推荐标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基础上增加至少50%；每日热量摄入需在正常水平上减少400至600千卡，这是阻止其发展为肥胖的关键。
• 对于已达肥胖标准的人群，若强化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无效，应寻求医学治疗。轻度肥胖（BMI28—32.5）可考虑药物治疗；中度肥胖（BMI32.5—37.5）应积极用药；重度肥胖（BMI超过37.5）时，药物效果有限，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张鹏强调，社会对肥胖者的普遍误解是，过度进食和缺乏运动仅仅是“懒”或“不自律”。他指出，这其实是疾病导致的生物学改变。许多患者的胃被长期撑大，大脑持续处于“饥饿”状态，会不自觉地选择高热量食物。这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病理状态，不应受到歧视。只有摒弃道德评判，才能帮助这些患者走上科学的减重之路。

“减肥最好一次成功”

张鹏表示，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于已达到肥胖标准的人群，“管住嘴、迈开腿”是基础，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体重增长并非匀速线性，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应等到体重发生显著变化后再仓促补救。

尤其需要警惕可能导致体重突然大幅增长的关键时期，如断奶期、青春期、大学入学、初入职场、结婚、生育以及女性的围绝经期。在这些内分泌波动剧烈或外界环境剧变的时期，体重最易失控。

张鹏强调，当体重处于临界状态时，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医学警示信号，提醒需要及时“刹车”，避免体重沿着连续曲线滑向疾病。

张鹏分享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案例：一位患者10年前体重为200斤，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成功减肥10次，每次减重超过30斤，但10年后体重却达到了300斤。

他解释说，这是人体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每次大幅减重，身体会误以为进入“饥荒危机”，一旦放松管控，体重便迅速反弹，并倾向于储存更多脂肪。更糟糕的是，减重过程中脂肪和肌肉同时流失，而反弹时若未进行力量训练，长回来的多为脂肪，特别是内脏脂肪。短期内大量脂肪涌入腹腔，可能导致单纯性脂肪肝迅速恶化为肝炎、肝纤维化，或使糖尿病前期直接发展为糖尿病。由此形成“越减越重、越减越肥、越减越病”的恶性循环。

因此，张鹏强调，减肥最好一次成功，切忌反复。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肥胖本身更大。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采取可持续的医学干预措施，而非孤注一掷地依赖短期生活方式管理后又恢复旧习。

链接：减肥药能否带来成功瘦身？

张鹏指出，减肥药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且存在不良反应，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效果因人而异，不能视为“万能神药”。

减肥药通常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脂肪吸收、延缓胃排空或提高代谢等机制，帮助减少热量摄入，从而实现减重。但它只能辅助“管住嘴”，无法替代“迈开腿”。若不改变高热量饮食习惯并配合适度运动，停药后体重极易反弹。

一个普遍的困境是，患者服药期间体重下降，停药后体重往往迅速反弹，这是当前药物治疗面临的巨大挑战。一项覆盖38万人的研究显示，用药3年后，受试者平均减重幅度不足5%，这通常被视为无效减重。因此，现实中依靠减肥药实现长期体重控制的人少之又少。

临床试验数据亮眼与现实效果差异巨大的原因在于，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有完整的医疗团队支持，而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独自用药，缺乏专业指导和持续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